文/夏明星 周宝砚简配资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起草《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闻稿。新闻稿在概述他视察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省市的情况后，写道：“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仔细研读这则新闻稿，可以洞察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心路历程。
在民兵运动中，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
什么是民兵？历来认识不一。刘伯承认为，民兵是半军事半群众的组织，打仗与生产、战斗力与劳动力结合。这个观点比较中肯。
1961年4月22日，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召集六个边防省军区首长座谈会，民兵工作组组长罗荣桓指出：“全民皆兵是目的，不是行动口号，大办民兵师是具体组织工作。”事实上，中共领导武装斗争全程，各个革命时期都讲求全民皆兵，具体组织工作就是大办民兵武装，只不过各个阶段名称不同罢了。
土地革命时期，不脱离生产的农民赤卫队（军）、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儿童团）等，就是当时的民兵组织，是主力红军的得力助手。1930年10月，毛泽东前往兴国县永丰区调研，对该区“农村军事化”问题即民兵问题记录甚详。根据《兴国调查》可知，当时广义的民兵包括赤卫队（军）、少先队、童子团（儿童团）。
后来，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中央苏区政府把8岁以上、50岁以下人口充分武装起来，虽无“全民皆兵”之名，却有“全民皆兵”之实，配合主力红军连续粉碎敌人四次“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屡屡致电华北各地，“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并使他们担任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一时间，华北敌后抗日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大量涌现，这就是当时的民兵组织。1938年初，正是鉴于民兵组织广泛投身抗日大潮，朱德如此定义抗日游击战争：“抗日的大众战或民兵战”。
1940年4月起，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首倡民兵（不脱生产者，由抗日基干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组成）、营兵（脱离生产者，包括正规军、游击队）之别，民兵称谓日益普及。其后，民兵称谓逐渐涵盖所有人民自卫武装。他们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积小胜为大胜，战绩堪称伟大。在中共七大上，彭德怀发言透露：
（华北）解放区的民兵，其战绩也是很伟大的，仅仅在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的统计，民兵作战共有二万一千七百零六次，敌伤亡共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人，缴获步枪二千零六十九枝，机枪三十挺，掷弹筒迫击炮共七十五门，缴获骡马二百二十匹，收回电线十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斤。
正是看到民兵武装的伟大作用，毛泽东明确提出“全民皆兵”理念。早在1944年7月5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指定大会讨论的第二项问题是：“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从这份《决定》可以看出，全民皆兵实是目的，组织民众（发展民兵）乃是“具体组织工作”。
同年7月28日，为加强民兵建设指导，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饶漱石、罗荣桓等各战略区领导人，请各地调查和答复：“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显然，毛泽东十分关注“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各战略区迅速反馈，毛泽东去粗取精，科学指导各地加强民兵建设，确保劳武结合。
解放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扎根中共各解放区，民兵数量、质量大为提升，人民群众积极参军、支前，配合解放军迅速打垮国民党反动派。
1959年12月，中央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担任组长。在民兵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简配资，罗荣桓谈过这一时期民兵的历史贡献（发言稿经过毛泽东审定），指出“我们是靠民兵起家的”。他说：
解放战争时期，民兵更普遍了，部队扩充兵员主要从民兵中来。日本投降后，我们在山东整编，很快就搞出了五十个团；在东北也搞了两批，一批五十个团，一批八十个团。两批实际达一百六十四个团。这些都是靠民兵搞起来的。
1958年，历史再一次要求“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毛泽东适时发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
民兵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得到大发展，在“大跃进”中更多发挥劳动组织功能
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十五年赶超英国”战略构想，会议批准了“体现出跃进精神”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粮食产量要达到3920亿斤，钢产量拟定为625万吨左右（1957年产量为535万吨）。由此，“大跃进”吹响号角。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钢产量指标从625万吨提高到700万吨，粮食指标从3920亿斤提高到4316亿斤。总路线和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标志着“大跃进”决策正式出炉，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6月19日，由于“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乐观……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一百万吨”。
6月25日，谭震林将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总结呈给毛泽东。总结描绘出农业生产“大跃进”美景，“全国粮食的产量，（1958年）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6月开始，一些地方听闻毛泽东说过“（未来）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便开始试办作为共产主义雏形的公社。7月16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陈伯达署名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谈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文章一出，各地创办公社劲头更足。
7月18日，正值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之际，美国出兵中东耀武扬威，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甚炽，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20日，考虑到炮击可能促使美蒋狗急跳墙，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明确要求“必须积极积蓄和壮大后备力量，贯彻执行把预备役和民兵合而为一、实现全民皆兵的方针”。大敌当前，民兵建设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8月6日起，毛泽东视察河南。8月7日，他在听取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史向生等人汇报时，指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发力。
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建制，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小队为连，坚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无疑，只要大办人民公社，作为公社成分之一的“兵”（民兵，即全民武装）势必相应得到大办。
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毛泽东感到一千一百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可能由于长期指挥作战的缘故，毛泽东在指导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时候，常常采用类似用兵作战的方法，使用一些军事术语。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8月23日，炮击金门打响。美国果然张牙舞爪，在台湾海峡摆出了架势，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到9月初，共集结各种类型飞机430多架、舰艇60余艘。苏联表面力挺中国，私下却要求中国保证不把苏联拖入战火。8月29日，毛泽东主持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把生产、工作、学习的组织军事化，把全民武装起来，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实行全民皆兵，把军队的后备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础上，这对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大敌当前，这份《决定》仍把“生产建设”放在“国防建设”之前，显然是希望民兵在生产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随即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其中，各地民兵师奋勇当先。
9月5日简配资，面对美军重兵威慑，面对人民公社如潮涌现，毛泽东气定神闲地指出：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
9月8日，越南领袖胡志明致电毛泽东询问：（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10日，毛泽东复电：“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随后，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周恩来等人处理，9月10日离开北京，前往湖北、安徽以及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视察。
视察归来，遂有《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新闻稿。细心研读，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考：人民公社“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这就是运用好大量民兵师、民兵团。他们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在他看来，这时最重要的是劳动组织。至于“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那只是假设，是不时之需，而投身“大跃进”则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强调“对外不要大吹”；罗荣桓主张“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
自毛泽东号召“大办民兵师”至1958年底，全国打出的“民兵师”旗号有5175个，“民兵团”旗号有44205个，民兵人数由0.4亿人跃升至2.2亿人，成为“大跃进”的主力军。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开幕，罗荣桓如此回顾：
很短时间，从农村人民公社，到城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都普遍地建立起民兵师或民兵团。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它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践证明，这些成千上万的民兵师团，已经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和突击队，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两年来，各地民兵在兴修水利、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抗旱排涝、高额丰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民兵，这种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劳动效率，而且便于组织协作，实行大兵团作战，更好地完成突击任务。
不过，众多“民兵师”“民兵团”突击大炼钢铁，造成严重的浪费，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引起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破坏了大量林木，大批劳动力被从农业战线调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搞得丰产不丰收。
事与愿违，毛泽东非常难过，在突出民兵劳动组织功能上变得谨慎。1960年2月，在审批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时，他把民兵“劳动组织”这一定位勾掉了。罗荣桓开始“警惕”，瞬间领悟：把民兵组织说成是劳动组织，一是会搞强迫命令，二是会以劳动组织来代替民兵组织，民兵实际上就不存在了。这个问题要弄清楚。
但对于发挥民兵军事功能，毛泽东不改初衷。1960年3月20日，他提醒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要注意民兵”，要当山东“两千万人的司令官”：
我们不仅要注意常规军，还要注意民兵。山东有五千多万人口，一千多万民兵，过去不重视这个工作，军分区、兵役局只有几个人。过去砍这方面的编制，砍得不利。这花不了几个钱。武器呢？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自己搞兵工厂，造什么枪？自动的？工厂多大规模？将来还要搞通讯、无线电、航空跳伞，这些都要搞。过去有人怕地方造反，不让搞。不要怕地方造反，不要怕老百姓。共产党怎么能怕老百姓？我们领导群众革命几十年，造国民党的反，怎么现在群众会造共产党的反？不要怕！有了民兵，气势就壮了，敌人就怕我们了。你们也有事可做。山东常备兵才有几万人？（杨得志答：十六万人。）这哪有当两千万人的司令官好呢？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尖端让他们搞，你们抓常备兵和民兵。
1960年3月21日，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安排情况，建议开幕时请毛主席到会，接见一次到会代表，照相留念。4月14日，毛泽东批示：“我意注重实际解决问题，对外不要大吹。”最终，毛泽东没有出席开幕式。
毛泽东主张“对外不要大吹”，但对外国朋友畅谈过民兵的战略地位。1960年5月3日，他会见拉丁美洲、非洲14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谈笑风生：“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
1961年7月，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担任主任。这年4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根据毛泽东“注重实际解决问题”，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
主席提出“全民皆兵”，这是一个战略口号，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形势下提出的。“大办民兵师”也是主席提出的，是达到全民皆兵的一个具体措施。“大办民兵师”需要有个步骤才能做到。要大办，究竟怎样大办？弄到下边，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册就行了。
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轰起来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有2.4亿，数字是假的。我曾说过四六开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开。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
他还认为，根据毛泽东“对外不要大吹”的要求，不应再把“全民皆兵”作为行动口号：“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们的报告中还是强调‘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边就造假名册。”
为了把民兵的数字压下来，罗荣桓建议，提高参加民兵的年龄下限和降低参加民兵的年龄上限。1961年12月，根据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5岁，女性公民压缩了15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即减少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也在不断考虑民兵建设。1962年6月中旬，他对广州军区负责人作出指示：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所谓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徐向前认为非常必要：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失误导致我国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有尖锐化的表现，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集团公然撕毁苏联援助我国的六百个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恶化两国两党的关系，向我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枭视狼顾，跃跃欲试，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屡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加强战备，实行全民皆兵，以便随时准备给入侵者以粉碎性的打击，是必要的。
1963年12月，罗荣桓因病逝世，毛泽东选中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徐向前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徐向前指出：
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为此，我向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常委会议于1964年10月24日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的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在徐向前努力下，民兵基层建设稳步上升，整体军政素质不断提高，就是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
1974年9月，“四人帮”在上海强行成立“民兵指挥部”，妄图改变民兵领导体制，篡夺民兵指挥权。1975年1月14日，邓小平对此冷静表态：“毛主席最近指示：民兵指挥部有派性的地方不要搞，不发武器。民兵指挥部主要是城市的经验，我没有研究。要好好研究，还有时间研究。”
邓小平要“好好研究”的结果，就是坚决反对“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坚决掌握民兵领导权。
1985年，中央22号文件出台，适时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抓好重点，打好基础”十六字方针，标志着“大办民兵师”进入历史，“精办民兵团”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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